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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禅宗并非从印度佛教移植过来的宗派,而是中国佛教的产物。

    禅宗认为自性是佛,心是万法之根本,所以他们主张修行实践的活动必须自立自主,既不应当依赖外力,也不必遵循外在的规范,而应当自作主宰。这就是禅宗对于修行实践的基本要求,慧能称之为“自悟自修”、“自修自作”、“自性自度”。

    具体地说,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,运用自己的智慧,改造自己的思想,实现自我超度。他认为觉悟解脱实际上就是自我超度,即依靠自己的内心的觉悟智慧克服自己的邪见烦恼,实现内心世界的自我转化。既然是自我转化,修行实践就只能依靠自心,而不能依赖他人和外在的佛。

    一般的佛教信众往往口念阿弥陀佛,希望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净土。

    慧能认为,作为修行目标的清净佛土并不在自心之外。往生西方净土的关键不在于求得阿弥陀佛愿力的支持,而在于做到内心清净,如果自心不净,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。

    在他看来,既然自性是成佛的根据,那么修行实践的活动就不应向外追求,而应当向内自省,“佛是自性做,莫向身外求”,向外追求即属于“邪求”。

    在他们看来,修行实践的方法就好比治病的药方,病症不同药也不同,修行实践的方法也不应有一定之规,而只能随机设立,灵活多变,这就叫做“法无定法”或“无法之法”。

    针对传统禅法的弊端,慧能对坐禅和禅定提出新的界说,并据此认为禅定修习不必拘于任何固定的形式。他把坐禅解释为“念不起为坐,见本性不乱为禅”;把禅定解释为“外离相曰禅,内不乱曰定”。

    就是说,只要不对外境生起意念就相当于坐禅,只要心中没有执著、不被任何事相搅乱,就等于禅定。根据这样的理解,他主张禅的修习者既不用执著于心,也不用执著于净,并不用静坐不动,“但行直心”、“一切无碍”。

    禅宗认为,如果人们的宗教实践是有意而为,那还不是真正的解脱;如果人们对待佛法也能做到无所用心,把宗教实践变成自然而然的活动,那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    无心并不是说没有意识,而是说内心没有分别的意识、没有自觉控制和人为努力的因素,亦即随心所欲、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的境界。(子曰:随心所欲而不逾矩)

    马祖道一把无心称为“平常心”,平常心就是“无造作、无是非、无取舍、无断常、无凡无圣”,就是对于是非、凡圣等等不存分别之想,抱着顺其自然、不加人为造作的心态。 如果人们能在佛法的实践中也能像吃饭、走路那样不需要自觉控制,那才是真正的“自在人”。

    在他看来,当人的内心不再拘泥于佛法的时候,那就回复到平常的状态,而平常状态既是自然的状态,又是理想的状态。

    从一般修行者的观点来说,修行实践的结果是“得道”,亦即获得佛法,包括对佛教真理的理解、领悟,以及对菩提、涅槃的理想境界的体验等等。在他们看来,如果人的内心从无佛无法的状态变成有佛有法的状态,那即 是从迷惑转为觉悟,从系缚转为解脱,所以“得道”或有所得才是理想的境界。换句话说,他们以为只要心中克服世俗的迷执、符合佛法的要求,那就是达到了觉悟解脱的境界。

    然而在禅宗看来,迷执于世俗的利益固然不是解脱,束缚于佛法同样也不潇洒,真正的解脱是既要克服世俗的迷执,又要超越佛法的束缚,这就叫做“无所得”。

    神会指出人有两种妄心,一种是对财色男女、园林屋宅等世俗利益的贪爱,一是对菩提涅槃、空净禅定等佛法的执著。前者是明显易察的“粗妄心”,后者是细微难见的“细妄心”。

    对于一般的修行者来说,前一种妄心已经克服,后一种妄心根深蒂固。束缚修行者心灵的恰恰是后一种,它使人心束缚于佛法,所以叫做“法缚”。因此要想获得彻底的解脱,就不仅要克服世俗利益对人心的束缚,而且要克服佛法对人心的束缚。克服了佛法的束缚就叫做无所得,无所得才是根除了人心的病根。

    百丈怀海把人们对佛法的贪求称为“佛病”,认为它是修行者最易感染而又最难克服的毛病,所以,只有克服了这种毛病,才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人。

    在禅宗看来,这三种人生境界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:一是执迷于世俗利益的层次,它是最底层的;二是摆脱了世俗利益的拘束而又被佛法束缚起来,它虽然高于第一个层次,但还不是彻底的解脱;三是不仅克服了世俗利益的拘束,而且连佛法的拘束也已摆脱,这样才潇洒解脱、自由自在,所以是最高的层次。

    可见禅宗所说的解脱成佛,并不是成为神仙上帝,而是成为无拘无束、彻底解脱的自由人。(钱塘散人:这类似于庄子的思想)